2025年11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工作协调机制会议，明确指出"稳定币是虚拟货币的一种形式，目前无法有效满足客户身份识别、反洗钱等方面的要求，存在被用于洗钱、集资诈骗、违规跨境转移资金等非法活动的风险"，并重申"继续坚持对虚拟货币的禁止性政策，持续打击虚拟货币相关非法金融活动"。这是首次由央行明确将稳定币定性为非法并纳入严格监管的官方表态，标志着中国在虚拟货币治理路径上进一步强化了风险预防逻辑。
我们能明显看到，相较于欧美通过立法框架逐步纳入监管的模式，中国则是基于金融主权、资本管制与社会稳定考量，选择从源头切断虚拟货币流通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与欧美发达国家采取的“纳入监管、有限开放”路径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差异源于对金融安全边界的不同界定。
那么什么是稳定币？
稳定币是一种与法定货币、大宗商品或其他资产锚定的加密货币，旨在保持价格稳定。根据锚定资产的不同，可分为法币抵押型（如USDT、USDC）、加密资产抵押型（如DAI）、算法型（如Ampleforth）等类型。
理论上，稳定币通过区块链技术来实现"去中心化"的价值转移，它技术中立，跨境支付便利，透明度也高。毕竟它是一种依赖密码学和分布式账本的技术，不依赖单一机构运行，因而具备抗审查与高流动性特征。现实中，很多人使用稳定币，是看中其在跨境汇款、资产保值和去中心化金融中的高效与便捷，尤其在汇率波动剧烈的地区，稳定币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规避本币贬值风险的工具。
但有个死结可能无法解开——区块链匿名性的特点与反洗钱的要求是天然矛盾的。
尽管区块链交易记录公开，但地址与真实身份的映射关系往往不明确。不法分子可通过混币服务、币币兑换等方式进一步隐藏资金流向。稳定币的运营机构虽然可以建立KYC（了解你的客户）、AML系统，但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且需定期审计储备资产，对中小型机构构成重大负担，且当前全球监管标准尚未统一，运营机构的合规成本较高。
区块链具备天然的跨境特性，这就意味着单一国家监管机构难以追踪和监控，需要国际协调机制，而现实中各国监管进度差异巨大，即便技术上可追溯，但执法协同的滞后仍为非法资金流动留下窗口。
虽然稳定币理论上可随时赎回，但储备资产的流动性差异可能导致"银行挤兑"式风险，若大量持有人同时赎回，储备资产可能无法及时变现。部分稳定币还通过算法或抵押机制创造货币，可能引入杠杆，进而还会将风险放大。
很多人金融从业者曾指出，稳定币的去中心化设计可能会威胁金融稳定，一旦其大规模应用于支付或储值，可能弱化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甚至形成平行货币体系。尤其在类似中国这样资本管制严格的经济体中，稳定币可能成为规避外汇监管的工具，加剧资本外流风险。
2025年3月，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宣判一起利用稳定币非法换汇案，杨某、徐某团伙操控17家空壳公司，3年非法换汇65亿元。操作模式为"境内收人民币、境外付外汇"，通过USDT等稳定币完成结算。大概的流程可以简述为，先将非法所得兑换为稳定币（如USDT），然后层层转移，通过多个交易所、混币服务掩盖来源，最终在境外兑换为法币或投资"合法"项目，从而绕开了传统的银行系统和外汇监管，也大大增加了追踪的难度。
如果中国居民通过境外交易所将人民币兑换为稳定币（如USDT），再在境外兑换为外币，这实现上就形成了"地下钱庄"式的跨境转移，进而逃避外汇管制和税务义务，相当于稳定币为资本管制提供了绕道工具，一旦扩散，大规模资金外流可能会冲击一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
近些年，虽然首次代币发行（ICO）、首次交易所发行（IEO）已经几乎绝迹，但是稳定币作为新概念，却为集资诈骗提供了新的载体。不法分子发行虚假稳定币，承诺高收益或稳定回报，吸引投资者后卷款跑路。2025年8月，一款名为“中国稳定币”的APP以“国家战略项目”“央行数字货币试点”为幌子，骗取数万投资者资金。
正因如此犀牛配资，早在4年前的2021年9月，央行等十部门就曾发布过《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当年的通知虽未直接使用“稳定币”一词，但明确将泰达币（一种典型稳定币）列为虚拟货币示例，并强调了其风险。央行刚开的这次会议其实是进一步重申了这一立场。
我们从两次会议的内容和所发布的通知，可以一窥主管部门的监管逻辑。
最重要的着眼点其实是要捍卫货币主权，监管层认为稳定币可能会挑战央行货币发行权，特别是在"稳定币跨境"推广背景下，此种情况尤甚；其次是做好金融稳定的防范，避免稳定币与法币之间由此形成"竞争关系"，引发货币替代的风险；除此之外，这也是对美国长臂管辖的规避，毕竟美国可通过稳定币推广美元国际化，对于中国来说，就更需要防范外部金融风险的传导了。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政府针对虚拟货币领域实施了全球范围内最严格的监管政策。
严禁任何机构或个人参与虚拟货币的交易炒作；取缔虚拟货币交易场所及首次代币发行（ICO）相关业务，并且严格规范涉及虚拟货币的广告宣传与金融服务。同时，监管部门一直在加强对银行及非银行支付机构资金流向的监测，一旦发现与虚拟货币相关的资金流动，基本上行会采取冻结账户、立案调查等严厉措施。
在对待虚拟货币特别是稳定币方面，中国和欧美走出了完全不同的监管路径。欧美倾向于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承认稳定币的合法性，并推动其纳入现有金融监管框架。
2025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GENIUS法案》（Guiding and Empowering American Innovation and User Security），为稳定币发行和交易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框架。
这个框架核心是“四板斧”。第一“板斧”是牌照，要求稳定币发行方需获得货币监理局（OCC）颁发的联邦牌照，或遵守各州监管要求；第二“板斧”是加强审计，要求发行方储备资产安全、流动性高，须按季度审计；第三“板斧”是消费者保护，即明确用户权益保障机制，包括赎回权、信息披露等；第四“板斧”是“造墙”，限制境外实体在美国推广稳定币，以维护美元主导权。
这样的监管思路体现了美国一方面想促进创新，另一方面又希望可以保护消费者，确保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防控，同时借稳定币之力巩固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推动"美元稳定币"全球化。
欧盟的思路其实和美国比较类似。
2024年7月2日正式生效的《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MiCA），首次对稳定币设立了明确的监管框架。该法规要求稳定币发行人必须获得欧盟运营许可，并持续满足资本充足率、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等标准。
为确保用户资产安全，储备资产必须与发行人自身资产严格隔离，避免因发行人破产而被债权人追索。同时，发行人需定期披露经审计的储备资产报告，以保障运作透明度。此外，MiCA推出的通行证机制，使得符合监管要求的稳定币能够在欧盟全境自由流通，为实现跨境金融一体化提供了制度基础。
香港紧随其后。2025年8月1日，香港《稳定币条例》生效，要求零售稳定币发行方必须取得相应牌照，并履行信息披露和审计义务。同一天，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持牌稳定币发行人指引》，细化了操作要求。
香港政府对待稳定币的思路还是有一定创新的，例如在牌照制度基础上引入“沙盒监管”机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发行人在受控环境中测试新型稳定币产品，从而想尽办法去平衡创新与风险。同时，香港特别注重与国际标准接轨，推动港元稳定币与多国支付系统互联互通。香港金管局还推出了“数码港元”（e-HKD）试验，意图探索央行数字货币（CBDC）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
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正在积极探索并构建的针对稳定币的监管框架，在展现出显著优势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严峻挑战。
从优势层面来看，首先，其核心在于平衡金融创新与市场安全。通过设立牌照制度，监管机构为合规的稳定币项目提供了明确的法律地位和发展路径，从而鼓励技术创新，同时通过严格的准入门槛和持续性监督，有效保障了消费者的资金与信息安全。其次，该模式有助于提升主权货币的国际竞争力。明确的监管规则为其与主权法币挂钩的数字资产走向全球提供了信誉背书，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再者，监管模式强调储备资产的透明度，通过强制要求发行方进行定期的、独立的第三方审计，并公开储备资产的构成与托管情况，极大地降低了因“无储备”或“低储备”而导致的脱钩风险和信用危机。此外，合规成本的内化也是一大亮点，监管将原本由市场参与者自发承担的、不确定的合规风险，转变为明确、强制性的合规要求，促使整个行业的运营成本和风险更加透明，有助于淘汰不合规的劣质项目，提升行业整体的健康度。
然而，欧美稳定币监管模式同样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挑战。
监管的落地首先带来了高昂的合规成本，这可能抑制市场的整体活力。持续的审计、法务合规和技术安全要求显著增加了发行方的运营负担，对于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而言尤为沉重，长此以往甚至可能扼杀底层创新，导致市场向少数资本雄厚的巨头集中。
在此基础上，稳定币的跨境属性又与监管的地域性产生了天然的矛盾。各国在金融监管理念、法律体系和风险偏好上的差异，使得全球统一监管标准的形成步履维艰。这种监管碎片化不仅阻碍了稳定币全球市场的无缝整合，也为“监管套利”留下了可乘之机，即发行方可能选择在监管最宽松的地区运营，从而引发新的风险。
而即便前述的运营与协调问题得以解决，一个更深层次的系统性风险依然悬而未决。尽管监管旨在降低个体风险，但规模庞大的稳定币本质上仍具有类似银行的期限转换功能。在极端市场压力下，大规模挤兑的风险并未根除，其储备资产的快速变现可能引发流动性危机，并通过金融网络传导，对整个金融体系构成威胁。
与欧美试图在创新与风险之间寻求精细平衡的监管路径截然不同，中国的“禁止模式”，即全面禁止稳定币的发行与交易，孰优孰劣？
这种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其风险的“前置管控”能力。通过从源头上切断稳定币的流通，中国能够有效规避其可能引发的洗钱、非法融资等一系列金融犯罪活动，从而为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火墙。
在此之上，这一策略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的货币主权，防止任何形式的私人数字货币侵蚀央行的货币发行权，确保人民币在国内货币体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同时，这也构成了一道抵御外部金融压力的屏障，有效规避了美国等经济体可能通过“美元稳定币”施加的长臂管辖和金融制裁。由于规则清晰明确，禁止模式也带来了极高的执法效率，避免了监管灰色地带，大幅降低了社会整体的监管与执法成本。
然而，这种“一刀切”的禁止模式也并非没有代价，其局限性同样显而易见。
最直接的代价便是对金融科技创新的抑制，可能会使中国在基于区块链的跨境支付和数字金融领域的发展机遇上错失先机。创新受限的背后，是真实市场需求的压抑。
企业，尤其是跨国经营的企业，对于高效、低成本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的需求依然存在，在合法渠道被堵死后，部分需求可能被迫转向监管之外的灰色地带，从而引发新的、更难监控的“猫鼠游戏”风险。
放眼全球，当多数经济体正积极探索稳定币的监管框架并将其纳入正规金融体系时，中国的禁止姿态也可能使其在国际金融协作中面临挑战，国内企业在参与全球金融业务时或许会遭遇更多不便与壁垒。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禁止模式”所面临的国际业务不便，还是欧美“监管模式”下的跨境协调难题，都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结论：稳定币的内在跨境特性，决定了任何单一国家都难以独立应对其带来的全部风险，这使得国际协调变得至关重要。
当各国监管标准参差不齐时，便为“监管套利”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运营机构会自然地流向监管最松散的司法管辖区，形成事实上的监管真空。更进一步，这种监管真空地带也为跨国洗钱等非法金融活动提供了温床，由于资金流可以瞬时跨越国界，有效打击此类行为离不开多国监管机构的协同追踪与信息共享机制。
而比个体非法活动更具威胁性的，是潜藏的系统性风险。一个在某一国出现问题的稳定币，其引发的恐慌情绪和流动性危机可能瞬间传导至全球金融市场，因此，建立跨国的早期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已成为国际社会无法回避的共同议题。
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理解不同监管模式的逻辑与风险，审慎评估稳定币业务的合规性与可持续性，是应对不确定性的关键。
而对于政策制定者，如何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找到平衡，仍是一道世界性难题犀牛配资，需要持续的智慧与勇气去探索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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